我国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协调发展研究

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支撑，既需传承“人法自然”的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又需以系统观念统筹生态、经济、社会价值，将森林资源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引擎。

《中国工程科学》2025年第5期发表中国工程院张守攻院士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高标准农田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文章辨识了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协调发展的内涵，剖析了我国森林生态保护与经营的基本特征，研判了森林经营存在结构性矛盾与系统性难题、野生动植物保护遭遇复合型威胁、林业病虫害防治承受多重压力、森林火灾防控凸显极端天气与管理困境、林业遗产保护遭受制度约束与路径障碍、林业高新技术体系制约与落地障碍并存等挑战。研究建议，协调发展森林经营理论、技术与制度，构建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现代化经营体系；基于生态连通性理论，建设多级生态廊道与保护网络；建立林业有害生物生态防控体系，筑牢农林生物安全屏障；融合智慧防火与闭环防御策略，强化森林火灾综合防控体系；制定分级保护与多维协同管理机制，创新林业遗产科学保护与价值开发；融合全要素感知与人工智能决策模型，构建森林资源全域智能监测体系，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体系。

在21世纪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下，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主题，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为国家重大任务。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功能，相应的保护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融合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系统工程；需要守护森林在生态功能发挥中的基础性作用，探索将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实现路径。当前，我国森林面积、蓄积量实现连续增长，是世界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森林面积为2.31×10⁸ hm²，蓄积量为1.949×10¹⁰ m³，人工林面积稳居世界首位。这些进展凸显了我国森林的全球地位，也表明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在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创新实施“两山”理念转化机制，系统推进“双碳”目标与“双重”工程，优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使森林资源的生态、经济、社会价值实现多维跃升。然而，尽管通过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林业工程显著提升了森林覆盖率，但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尚未充分显现，生态效益受树种单一、病虫害频发、可采资源占比偏低等因素制约而未能完全释放。数智化技术在森林资源监测、病虫害预警、火灾防控等方面初显应用成效，但开展推广仍需解决基层应用能力不足、成本效益平衡难题，也需结合地方实际需求来优化相关技术的适配性。此外，林业遗产作为人类与森林长期互动的历史见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与生态价值，但受限于认识水平不足与管理体制滞后，林业遗产的挖掘与认定尚未全面展开。通过科学经营、科技赋能、制度创新破解这些难题，进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持续转化，是当前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容。

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支撑，既需传承“人法自然”的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又需以系统观念统筹生态、经济、社会价值，将森林资源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引擎。本文面向森林生态保护建设与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剖析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保护、病虫害防治、火灾防控、林业遗产保护、高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与现存问题，提出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协调发展的构思；作为我国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现状的系统性总结，采用问题导向，探讨和构建适应国情的森林生态保护与经营理论体系。

森林保护的核心是维护森林资源的完整性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生态安全、经济可持续、社会福祉提供资源基础。森林可持续经营强调在生态保护前提下合理利用和管理森林资源，以保障森林资源的稳定供给与持续服务。两方面各有侧重，但本质上相互依存：科学的森林生态保护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的森林经营实践，构建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为持续供给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确立基础、稳定经济收益创造条件；可持续经营重在合理利用与产业优化，为森林生态保护提供资金支撑与社会动力。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穿于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过程，平衡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关系，坚持功能区划与分类经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营理论，是实现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协调发展的基础。

一是内在持续性与外部调控力保持协调。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依赖内在持续性、外部调控力的动态平衡。内在持续性体现为森林自身的恢复、更新以及稳定维持的能力，健康的森林能够有效抵御病虫害、极端气候等外部干扰，保障生态服务的长期供给。然而，仅依靠森林的自我调节能力难以应对高强度压力，社会、经济、政策等外部环境的支持与干预同样重要；可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支撑、公众意识提升等方式，弥补森林在抗压能力、更新效率等方面的局限。这种自然规律与人类需求的协调关系，为森林生态保护与稳定经营确立了基础条件。

二是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森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是多重价值的核心体现，三方面协同是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的关键路径。生态效益是森林的首要功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础支撑，需通过优先维持森林的自我调节能力予以保障。经济效益以商品林的合理经营为主要载体（辅以森林非木质生态产品），通过科学采伐木材、培育经济林、采集林下资源、开发森林康养与旅游资源等方式，满足社会对木材和林产品的物质需求，为地方经济注入活力，避免资源过度消耗导致保护与经营的矛盾冲突。社会效益依托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林业遗产等产业形态，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就业机会以提升社区福祉。三方面效益的协同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需要以科学规划为纽带，通过制度设计、技术革新、资金保障等实现功能互补，以最大化森林的综合价值，避免单一效益的过度开发对其他功能的损害。

我国现代化林业发展体系基本建成，林业发展逐步从侧重资源开发与产业扩张，转向以生态建设为核心、体制机制改革为驱动力的新格局。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涵盖森林资源维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病虫害防治、火灾防控、林业遗产保护、高新技术应用等维度。森林资源作为物质与生态基础，通过监测与评估获取动态数据，驱动保护与防控措施的精准实施，最终实现可持续利用与文化传承的发展目标。高新技术则贯穿始终，为监测、评估、保护、利用等环节提供科技支撑。需要统筹森林资源保护与经营管理的关系，强调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才能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与多种功能协同发挥。

（一）森林资源总量增长促进全球生态治理进程

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21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等的结果表明，我国乔木林平均蓄积量为95.02 m³/hm²，低于林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天然林（116.87 m³/hm²）与人工林（60.04 m³/hm²）、国有林（131.59 m³/hm²）与集体林（70.6 m³/hm²）、公益林（106.13 m³/hm²）与商品林（80.05 m³/hm²）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我国持续开展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坚决实施天然林保护政策，实现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稳定增长，约占全球增量的1/4，森林资源在总量增长、国际贡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我国重点推进“双重”工程、“山水”工程、“三北”工程、沙漠“锁边”工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为全球生态治理进程注入了关键动力。

（二）动植物综合保护体系强化生物多样性守护

在动物保护方面，《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版）》确立了980种受保护动物，包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34种、二级保护动物746种，涵盖陆生动物686种、水生动物294种。《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3年版）》将保护范围增至1924种，包含兽类91种、鸟类1028种、爬行动物450种、两栖动物253种、昆虫类96种、蛛形纲动物2种、寡毛纲动物4种，体现了从濒危保护向多维价值保护的延伸。在植物保护方面，全国近200个植物园（树木园）构建起世界规模最大的迁地保护网络，累计保存约2.8×10⁴种植物资源，实现国内48%濒危植物种类的有效保育。我国初步构建了多层级种质资源库，如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为林草振兴、林业安全筑牢了资源基础。相关保护体系的建立，既是对就地保护的补充，也表现出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系统性布局。

（三）林业有害生物高发凸显生物安全风险升级

我国林业生物灾害涉及病害、虫害、鼠（兔）害、有害植物等，呈现三大特征。① 跨境扩散态势显著，以松材线虫病“南害北移”、美国白蛾（Hyphantria cunea）“北害南移”为代表的双向渗透格局逐渐显现，松墨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小蠹类等钻蛀性害虫在西北地区、南方及西南林区受气候变化（如干旱、季节性干旱）的影响而持续蔓延。② 区域危害分化明显，西北地区、东北林区的鼠兔害呈局部暴发态势，华中地区的松毛虫（Dendrolimus spp.）危害风险显著攀升。③ 生物多样性威胁加剧，在现存的林业有害生物（6179种）中，昆虫类（5030种）、真菌类（726种）构成主要威胁；在发生面积超过1×10⁶亩（1亩≈666.7 m²）的林业有害生物（58种）中，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美国白蛾等外来入侵生物占据主导地位，相应的发生面积与危害程度均远超本土病虫害。这表明我国林业生物灾害防治具有复杂性与紧迫性，构建以生态防治为核心、多技术协同的综合防控体系成为应对林业生物灾害加剧的关键措施。

（四）森林火灾防控成效显著降低生态安全压力

1950—2023年，我国累计发生森林火灾8.217×10⁵起，总受害森林面积为3.819×10⁷ hm²。自2018年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实施系统性改革以来，我国森林火灾防控效能显著提升，尤其是2021年、2022年、2023年火灾分别降至616起、709起、328起，连续数年保持历史低位运行态势印证了政策调整和技术升级对火灾防控的关键作用。此外，森林火灾分布呈现明显区域差异：南方林区火情频发，人为火占比较高；东北林区单次火灾蔓延面积较大，以雷击火为主；两大区域共同构成我国森林防火重点区域。整体上，我国森林火灾防控已从被动扑救转向主动预防、精准处置的综合防控模式。

（五）林业遗产数据系统支持森林多元价值转化

野生动植物保护、病虫害防治、火灾防控是林业遗产得以保存并实现多元价值的基础。我国现存619处林业遗产，具有多维分布特征，按功能类型划分为生态类（120处）、生产类（251处）、生活类（110处）、记忆类（138处）。地理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东南地区集中了约90%的遗产资源，西北地区仅占10%。从历史沿革看，形成过程呈现波动式发展，先秦（127处）、汉唐（203处）、明清（166处）时期为高峰期，宋元（72处）、近代（51处）则为低谷期。在物种层面，聚焦195种具有生态、经济、文化等独特价值的生物资源，包括生态类（72种）、生产类（73种）、生活类（22种）、记忆类（16种）植物以及野生动物（12种）。林业遗产数据系统揭示了林业遗产在时／空分布、功能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立体化特征，为后续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支持构建了林业遗产数字孪生体系，实现从静态保护到动态管理的跨越，增强了林业遗产的管理效率和公众可及性。

（六）技术革新引领森林生态管理智能化转型

在森林生态环境监测领域，技术发展具有代际跃迁特征：20世纪初以人工基础测量方式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依托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采集，现阶段融合高分辨率多源遥感、人工智能（AI）技术，形成了智能挖掘、精准评估的一体化网格监测体系。野生动植物监测历经了3次技术迭代：20世纪70年代依赖人力普查获取物种的分布数据，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引入了传感网与大数据技术并初步实现动态追踪能力，现阶段部署了低功耗设备、实时传输网络、AI算法，可有效监测物种的机动性与隐蔽性。森林灾害监测体系实现从传统的人工巡查向“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的跨越。生态保护决策从以实验分析为主的传统方式转向数字孪生驱动的智慧林业体系，推动了管理决策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林业遗产保护领域基本实现从地理信息系统辅助管理向大数据和物联网支撑的智能监管体系的跨越，构建了以业务为导向、数据为核心的全流程智慧化保护机制。这些技术演进脉络表明，森林生态管理已从经验驱动转向技术驱动、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

（一）森林经营存在结构性矛盾与系统性难题

森林生产力低，生态效能不足。我国乔木林的单位蓄积量仅为国际林业强国的1/3，年均生长量较林业发达国家低50%。乔木林处于中低生态功能等级，单位面积的年生态服务价值仅相当于同纬度其他国家的40%。森林多处于生长初期或中期，成熟林、过熟林的生态功能尚未充分释放。

森林经营理念与机制存在结构性矛盾。将保护、经营、利用视为对立关系，“四库”功能协同不足，功能割裂。存在重蓄积指标轻生态服务、重被动保护轻主动经营、重数量达标轻质量提升、重单一要素调控轻系统治理的管理倾向，认知偏差较为突出。经营主体“权责利”不匹配，全生命周期管理链条断裂，导致机制失衡。

以森林经营方案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森林经营方案的法定地位虚置，面临实施效能低下、指导性薄弱的困境。国有林场改革存在“政策空转”现象，配套政策衔接不畅，不利于释放森林经营活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三权分置”进度迟滞，制约着规模经营发展。

未来需重点推进中幼龄林的抚育与提质，针对不同类型森林存在的薄弱环节，优化森林经营机制，全面提升森林长期效益。

（二）野生动植物保护遭遇复合型威胁

生境破碎化危机严峻。野生动物种群面临栖息地面积缩减、连通性丧失、生态功能退化等威胁，野生植物种群受到放牧、工矿开发、工程建设等复合型人为干扰。

生态安全格局存在保护空缺。基于生态夹点、障碍点识别结果发现，东北林区亟待修复的关键生态节点分别占森林带面积的11%、8%，暴露出栖息地破碎化、生态廊道断裂等系统性风险。

人兽冲突持续升级。缺乏天敌制衡或生态位宽泛的野生动物种群快速增长，在生态交错带频繁引发人身安全威胁与经济损失。物理阻隔、智能预警、生态补偿等防控体系虽能局部缓解矛盾，但尚未具备系统性解决能力。

未来需构建针对生境破碎化的跨尺度修复策略，完善生态安全格局的系统性保护框架，开发面向人兽冲突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三）林业病虫害防治承受多重压力

外来物种入侵态势持续加剧。全国已确认外来入侵物种超过660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实质性威胁，219种侵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防控策略与治理需求脱节。我国森林病虫害防控策略虽历经3次调整，形成了以生态治理为核心的绿色防控体系，但现行入侵物种防控体系仍以被动应对为主，主动预防机制薄弱。

检疫管理体制权责分散。植物检疫方面的法规滞后于国际标准，机构设置呈“两套体系、双重标准”的割裂状态。基层检疫队伍专业人才流失率高，形成多头管理、效能低下的体制性困局。

未来需构建跨部门协同的主动预防与生态治理一体化防控体系，研发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技术与预测模型，统筹农业有害生物的系统性关联效应，全面提升应对复杂入侵风险的动态响应与综合治理能力。

（四）森林火灾防控凸显极端天气与管理困境

气候变化显著加剧火灾风险。雷电活动增强，雷击火频率上升。高温和干旱叠加使可燃物干燥度升高，潜在的火势蔓延速度加快，扑救难度和人员安全风险加大。人工林与天然次生林集中连片，可燃物载量偏高，易引发大面积燃烧。城市面山情况增加，边境区域受城镇活动与境外火源的双重影响，火灾隐患尤为突出。

火源管理难度持续增加。雷击火突发性强、分布隐蔽，实施监测与防控的难度加大。《森林防火条例》在执行层面存在薄弱环节，火源管理、隐患排查、考核奖惩等配套制度尚未健全。林区群众的防火意识淡薄，违规农事用火、祭祀用火行为屡禁不止，形成人火与天灾叠加的风险格局。

防火基础设施仍显薄弱。防火路网密度不足，生物阻隔系统建设缓慢。瞭望监控覆盖率偏低，应急通信网络覆盖不全，大型灭火装备配备不足，制约快速响应与高效扑救能力。火险预警与监测技术存在短板，现有设施条件与“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建设要求之间存在代际差距。

未来需持续优化立体监测体系与应急指挥平台，作为巩固防控成果、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潜在火险的关键方面。

（五）林业遗产保护遭受制度约束与路径障碍

管理体系化建设滞后且权责分散。尚未建立独立、统一的管理框架，大量的林业遗产资源依附于自然保护地和公园体系进行管理，加之全国性资源本底调查不清，导致管理基础条件薄弱。

保护管理体制机制衔接不畅。2018年机构改革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设立了自然保护地管理司承担主要保护职责，然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职责长期归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惯性导致职能交接存在空档期。保护标准不统一、跨部门协调机制缺失等问题存在，不利于保护效能的整体性提升。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显薄弱。尽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开始统筹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但受限于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专业力量分散、投入不足等因素，林业遗产的价值认知体系构建、科学保护技术研发、适应性管理实践等仍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未来应针对区域失衡问题、历史断层问题、物种多样性保护需求，制定差异化的保护策略，保障林业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利用。

（六）林业高新技术体系制约与落地障碍并存

森林资源立体化监测存在体系制约。“天空地”协同的数据采集传输能力薄弱，导致多维度数据获取效率受限。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机制缺失，制约着环境参数的挖掘深度。跨部门协同与资源共享缺位，阻碍全链条业务整合。系统运维与数据安全薄弱，敏感数据面临泄露风险。

智能化技术落地存在关键障碍。时／空动态环境参数真实性还原的精度不足，数字孪生技术研发滞后，高保真生态过程动态推演能力缺乏。激光雷达与AI融合等关键技术的跨学科研发尚未取得突破，系统性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缺位，制约规模化应用。

未来需加强多源数据的标准化融合，通过边缘计算、轻量化AI模型等来降低技术应用门槛，推动监测与保护体系朝着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链智能的方向发展。

（一）协调发展森林经营理论、技术与制度，构建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现代化经营体系

构建现代化的森林经营体系，全面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与效能。一是结构优化与科技赋能。通过林分改造、混交林营造等措施，优化森林结构，增强系统稳定性；应用遥感监测、精准抚育等，建立覆盖森林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精准管控机制，为森林质量提升与生态效能发挥提供科技支撑。二是理念革新与经营哲学。确立多功能协同、全周期统筹、近自然模拟、精细化管控一体化的森林经营哲学，推动森林经营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三是技术驱动与政策重构。深度融合生物调控技术与数字工具，形成支撑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技术体系；多规合一、利益平衡、主体培育，构建各方协同的政策框架，为体系运行提供政策保障。

在立法、技术、政策方面构建制度框架，保障上述核心路径的有效落地。在立法层面，将森林经营方案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将方案执行情况纳入林长制考核体系，强化法律约束与责任落实。在技术层面，完善《森林经营规划编制指南》行业标准，规范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推动落实以森林经营方案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建立全生命周期动态评估机制，对森林经营效果进行科学评价与反馈调整。在政策层面，实施差异化的补贴制度，对于严格按照经营方案实施经营的主体，提高抚育补贴标准；持续推进集体林确权登记工作，筑牢产权基础。

（二）基于生态连通性理论指导，建设多级生态廊道与保护网络

系统性提升生态连通性，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育。一是基于生态连通性理论，构建多层级的国家生态廊道网络体系。应用廊道节点优化与基质修复技术，破解生境孤岛效应；提升生物多样性保育水平，优先开展关键区域的栖息地修复工程，强化生态基底稳定性。二是贯通自然保护地网络与跨区域廊道，加速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网络体系。重点实施跨区域生态廊道贯通工程，通过生态夹点修复、生态障碍点清除，连通破碎化的生境斑块，保障物种迁徙通道畅通，筑牢遗传交流的生态基底。三是研发基于物种行为学的生境适应性管控框架，推进社区共管机制，提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增效。

（三）建立林业有害生物生态防控体系，筑牢农林生物安全屏障

构建科学评估 ‒ 安全引进 ‒ 综合防控体系，保障农林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重点建立天敌昆虫、生物防治微生物资源引进的生态风险评估模型，构建入侵物种动态监测预警网络，提升防控策略的时效性与精准度。一是加快“动植物检疫法”修订进程，建立国家动植物检疫标准体系。二是建立检疫 ‒ 监测 ‒ 除治全链条管理机制，强化林业、海关、交通部门的联合检疫。三是推动检疫队伍的职业化发展，通过资质认证制度、专业培训体系提升执法能力，构建符合《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要求的现代化检疫体系。四是推进预防 ‒ 监测 ‒ 治理防控机制，研发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生物技术的精细化监测预警平台，建立生态防治主导的多元化防治技术体系；依据入侵物种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管控策略。

（四）融合智慧防火与闭环防御策略，强化森林火灾综合防控体系

构建以智慧防火为核心、闭环防御为基础的综合体系，涵盖科研创新、技术应用、制度完善、装备升级等维度，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一是构建闭环式防御网络。以生物阻隔带为主体，结合工程阻隔带、自然阻隔带，形成多层级的闭环防御网络，同步建立跨境联防机制，构建因险设防、分级管控的防控格局。二是深化科研与技术应用。研究可燃物的时／空分布规律与火行为机理，开发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源数据融合预警模型。建设可燃物动态数据库并优化风险区划，形成分级分类的智慧防火管理体系。三是完善综合防控体系机制。完善林长制责任体系，建立网格化巡查机制，实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推进立体化监测网络，提升雷击火早期识别能力。推广防火码智能管控，构建城乡联防联控机制，实现“山火阻于林缘、家火控于户内”。四是构建智慧防火长效机制。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攻关智能监测、精准灭火技术，建设重点实验室以促进成果转化。实施数字林防工程，开发具有火情智能识别、三维推演、资源调度能力的智慧指挥系统，推动从传统人防向智能防控的转型。

（五）制定分级保护与多维协同管理机制，创新林业遗产科学保护与价值开发

构建“县域普查 ‒ 省级初审 ‒ 国家认定”的分级分类林业遗产管理体系，支持林业遗产的系统保护与政策协同，促进系统保护、可持续利用、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一是建立统一管理机制。建议成立由林草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专门管理机构，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权责边界。二是构建科学保护体系。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落实刚性约束条件。推行分类保护模式，将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相结合。强化法治保障与责任落实，杜绝重开发、轻保护的短视行为。三是完善价值开发体系。依托遗产地生态景观建立自然教育基地，开发技术赋能的沉浸式生态文化体验项目。建立遗产地生态安全评估机制，统筹推进古树名木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凸显生态价值。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实现遗产的活态传承与社区受益，形成经济价值。

（六）融合全要素感知与AI决策模型，构建森林资源全域智能监测体系

完善“天 ‒ 空 ‒ 地 ‒ 物联网 ‒ AI”多维度融合的全域智能体系，突破森林资源立体化监测体系、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的瓶颈，支持森林资源的高精度、高时效、智能化管理。一是提升智能感知硬件与识别算法的基础能力，研发自主可控的森林智能传感器；重点突破“天空地”一体化平台的协同数据采集与传输技术瓶颈，整合多源异构数据的高效采集与实时回传能力。强化AI驱动的环境参数识别算法，聚焦森林碳汇精准计量、病虫害特征智能识别、生物多样性动态评估等核心内容，提升时／空动态环境数据的解析精度与标准化处理水平。持续优化我国首个林草行业大模型（林龙大模型），提升对林草领域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二是实施跨部门协同，贯通数据安全链路，应用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推动多源数据在林业、生态、灾害预警等领域的流动与整合，消除“信息孤岛”现象。构建覆盖森林多维结构、生态要素动态、灾害风险预警的数字化参数体系，完善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确保多尺度、全周期监测能力的持续提升。三是构建高保真决策模型与推演能力，融合多模态生物识别、大数据时序分析技术、高精度环境传感网络，依托分布式计算架构，整合从监测到保护的全链条业务。应用动态虚拟映射技术模拟生态过程与环境参数，建立全维度感知、多尺度解析、自适应决策的智慧管理系统。

我国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的核心路径在于协调推进科学经营、科技赋能、制度创新：科学经营为制度创新提供实践依据，科技赋能为科学经营、制度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制度创新则为科学经营、科技赋能提供政策保障。然而，现有的科学经营研究多聚焦理论模型与宏观政策，对具体区域的差异化经营技术关注不足；科技赋能的深度整合面临落地瓶颈，技术应用多停留在单一场景（如火灾监测），跨领域技术融合不足；部分制度（如生态补偿）与市场化机制（如碳汇交易）的规则设计、生态价值量化等仍需完善，社区参与的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有所不足；耦合科学经营、科技赋能、制度创新的我国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理论及实践也待深入开展。未来我国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聚焦三大方向：开展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与科技赋能精准监测，形成适应复杂生态系统的中国特色体系；推动科学经营模式创新与林产经济转型升级，助力森林生态、经济、社会功能协同提升；完善分类经营制度与生态补偿机制等，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目标。构建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的现代化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经营体系，为生态安全、林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实支撑。